又是一年3.15。

   每及此时，“质量”就成为公众高频使用的热词，尤其今年，不但顺势接过了2014年“首届中国质量大会”的接力棒，而且，在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提到的“质量”就有11处之多：比如“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由此可见，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显然成了“新常态”下的共同意愿，但是，有关部门动议建立的“企业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却文火慢煮了5年，至今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制定“企业质量失信黑名单”——不难理解，就是针对企业要实施的一种刚性调整。笔者通过有关资料得知，早在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就提出，将建立“企业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但直到2014年下半年，据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司长黄国梁透露，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个管理办法年年被提起，年年不出台，绝不是“懒政”所致，它所映射的是,这个问题具有自身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要说事，我们也只能从企业自身来找。

    首先，企业质量意识的提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垫背”。 对企业而言，其与生俱来的趋利性，决定了在领导及员工的思想中，“数量第一”“利润至上”的意识难以彻底淡化，有些甚至只求数量，忽视质量，连起码的标准都做不到。就拿产品质量而言，产品品质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顾客在消费产品时，只要轻点鼠标，就很容易找到这个产品及厂家的客观数据，能阅读其他用户的评价。诸于此类的信息，本来作为一道预警系统，警示厂家防止可能出现的品质问题，然而，消费者对错误的容忍度走低，并没有让企业的出错率走低，原因很多，比如有的企业不断压缩生产周期，有的企业偷工减料，有的企业甚至以次充好，质量问题的出现，难免摁住葫芦浮出瓢。

    其次，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质量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着力点有明显的区别，假如在监管上搞大小“一刀切”，可能造成误伤误杀。对国有企业而言，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大企业能制定出品质改进线路图，相比之下，占我国企业总量98%以上的中小企业，对质量的管控表现得参差不齐，许多中小企业以“包”代“管”，以“股”代“管”，过分强调技术性、行政性和经济手段。比如有的企业，即使在做类似ISO认证时，也“全权”交给咨询公司“一手包办”，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找人“代办”更加“经济”，既省时省钱，又省心省力。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编制的质量体系与企业质量管理严重不符，要么是建立的质量体系无法在企业中顺利推行。诸于此类的质量管理，有非常重的自欺欺人之嫌。

    再就是同一个企业，在不同阶段常表现出质量的波动性。还拿上文提到的ISO认证说事，其实ISO认证作为一种质量认知，只是为质量管理提供技术和手段上的支持，实际上，拉低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技术，而是落后的质量观念和对待质量的态度，态度不同则效果不同。有报道说，在美国有一家汽车配件供应商，使用同一条生产线同时分别为美国本土和日本在美的企业供应零部件，结果发现，为日本企业提供的产品，其质量表现得更为稳定。类似的例子，我们身边并不少见，许多企业，只要是给国外客户或者重点客户生产产品时，生产过程能做到精益求精；给国内客户生产时，质量管控就显得漏洞百出，这种“内外有别”的质量态度，不仅伤害了企业自身的长远利益，也给监管者出了道难题：“就错罚错”呢还是“一杀了事”？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质量”，更离不开企业人的“意识”和“责任”。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意识”就难以产生“责任”，没有“责任”就提不起“质量”。责任心越强，产品质量就越好。

    如何提高员工的责任心？有咨询公司通过实地调研认为，为了打通产品品质的实现途径，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有品质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员工会将企业质量要求自觉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会把企业质量视作个人价值，而不仅是上级的指示；员工自己在遵循产品质量标准的同时，其他人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被良性带动。